文：雷曉宇

九七以後，香港無新故事，大團圓結局，一夜無話

對於香港的未來，林奕華提過一個娛樂化的設想：如果劉德華當特首！電影《金雞》延展想像：到2046年，劉德華真的擔任了特首，而當時的美國總統是湯告魯斯，要求美元和港元掛（過去20年，香港施行與美元掛的聯繫匯率制度），劉特首斷然拒絕，並宣佈港元和美元匯率為1：7.8（注意，不是8：1）。
「如果普選的話，劉德華不是不可能啊。」陳冠中邊抽煙邊笑，「反正他很香港。」
陳冠中比劉德華大10歲，他也很「香港」。在《我這一代香港人》一書中，他把自己這樣在1950年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香港人稱為「名符其實的香港人」，「他們這代人在香港成長，人生經驗在香港形成，也有機會主義的特點，有局限也有優點……那時的香港或許可以作為今天的內地的一個參照。」
曾與陳冠中合作過的攝影師這樣描述他：「一個真正的陳冠中在他心裡埋藏著，那是一個喜歡Beat Generation（垮掉的一代）的他，一個幻想著波西米亞中國的他，也是一個懷戀著70年代香港文藝復興的他。」
當年的陳冠中的確很波西米亞（嬉皮+雅皮），他喜歡Beatles、《滾石》雜誌、法國新浪潮電影。1976年，美國留學回港的他拉著一個同學創辦了《號外》雜誌，試著觸摸和表達一代香港人的思想、感情和趣味。「三十年來，《號外》被認為是香港唯一一本雅皮雜誌，把它排在一起，基本上可以看到這個城市潮流民生的變化。」圍繞《號外》，也形成了一個文化圈子。當年的三個美術指導──奚仲文、張叔平、劉天蘭，現在都是殿堂級的人物。「服裝助理小朋友」譚燕玉，後來去了紐約，即著名的服裝設計師Vivienne Tam。
「如果你只看《號外》，你會錯覺香港是很重視文化的。」陳冠中說。這本雜誌做的事情不叫「做」，叫「玩」：劉德華剛出道時赤膊登上《號外》封面；第二個做此造型的是1984年電影《黃土地》的攝影師張藝謀，雜誌的攝影師覺得他「長得實在像三島由紀夫」。最老的封面人物可能是「第一代黃飛鴻」關德興——他持槍，一身西部牛仔打扮。1982年中英談判，《號外》促狹地給香港地圖改名，猜測皇后大道幾時會更名為「愛國大道」。後來某篇文章裡，作者將中環商業區的寫字樓群惡作劇地解讀為性象徵圖騰。
儘管做了這麼多“無厘頭”的事情，陳冠中也承認「周星馳賦予了香港一個新的意義」，但是他對「解構」很警惕。他認為香港是一個被「過度隱喻化」的城市，人人都可以說香港的故事，但這個城市過於零碎，難以總結集體記憶。「香港太好被論述了，最後反而定型在一個很簡單的位置上，影響了我們反思。任何把香港簡單的隱喻化我都不太願意，香港應該複雜化，這樣她才能呈現更多不同的面貌。」
人到中年，激情沉澱，陳冠中搬到北京來生活。當年的先鋒青年有了距離感，開始反思和審視香港和香港一代人的生與死（他很欣賞簡•雅格布斯寫的《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》）。雜種文化、搞掂精神、功夫之城、港式誤區、香港夢……這些都是他剖析的香港側面。「我以名勝、奇觀、購物、娛樂和摩登性來想像別的城市，也以同樣角度來理解香港。」
陳冠中後來做編劇，經歷了香港電影電視劇的盛景和衰落。他寫的《等待黎明》捧出了金馬影帝周潤發，《不是冤家不聚頭》使蕭芳芳獲金馬影后。他身份多樣，參與創辦台灣《超級電視台》和大陸的《現代人報》、《大地唱片》、《三聯生活週刊》等項目。
1997年回歸的那天晚上，陳冠中呆在台北家裡看電視，「沒有興奮感……就這麼一件事，香港人已經過了十幾年。」
2007年的回歸紀念日，陳冠中也沒想要怎麼過。艾敬把《我的1997》改唱成《我的2007》，他也不知道。「香港的故事在九七以前就說完了……」他說，「1997年是大團圓結局，Happy ending，一夜無話，今後都不會再製造新故事、新想像、新吸引了。」
世紀之交，田壯壯重拍費穆的《小城之春》：「人們總想在某個時間點慶祝，認為過了這個時間點，一切都會煥然一新。這種希冀往往是虛妄的，生活不過回復它以前的樣子，一切都不會改變。」
陳冠中同意這個邏輯。「香港會比以前更平靜。」他說。

《號外》背後的香港

還記得《號外》創刊時香港的政治氣氛、社會民風嗎？
陳冠中：香港的六十年代，我稱之為進步年代。此前，香港曾經出現過兩次大的社會動盪：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，引起九龍區騷動；1967年，左派發動「反英抗暴」運動，炸死了很多人。這之後，政府就要改變，1970年搞了香港節，鼓吹「香港是我們的家」、「We Love Hong Kong」。1971年，港督麥理浩一來就大力改革，所有我們現在知道的香港的基本建設都是在這時期做的，這給香港的經濟起飛打下一個非常好的基礎。然後香港就「翻」過來了，整個氣氛變了，是一個已經改良過、轉型後的香港。

當時的經濟、商業是怎樣的？

陳冠中：我們這一代人都記得1971年。1971年香港股票狂升，從100點漲到1700點，1973年崩盤，又回到100多點。這是一次教育，身邊的人瘋了一樣玩股票，然後破產（1973年還是世界石油危機）。再然後，我們就出來到社會上做事了。
當時我在香港大學念政治和社會學，本來出路只有教書和公務員。但是突然，在我畢業前一年，1973年，我的同學有三十幾個人被一家外資銀行請去了，有的做幾年一下子就做到副總裁了，在廣告公司就做第二把手了。所以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多了一個出路——進入商界。香港的經濟起飛大概也就是從1973年開始的。

《號外》主要做什麼內容？

陳冠中：我們覺得有意思的都做。一邊可能有人在寫西方馬克思主義，另外一個人可能在寫時裝，完全矛盾的。《號外》關注另類的話題，1977年，我寫了一篇香港同性戀圈子的文章，很震撼……後來我們開了一個「少數權力」的專欄。
主流媒體當時有《明報週刊》，我們挖掘暗流，但是這個暗流特別多人支援。我們做過很多文化人的封面，比如金庸、倪匡、王家衛、亦舒，就是主流媒體不覺得他有商業價值的人。《號外》的封面很多都是明星，張曼玉就上過7次封面，但角度有趣，你是靚仔明星，可能就把你弄得醜一點。比如周潤發在洗澡，張國榮反串女性，林青霞穿男裝……

作為一本城市文化雜誌，《號外》為什麼能存活30年？

陳冠中：《號外》完全是跟香港同步成長的。我們用很大的篇幅去報道一些還沒成名、主流媒體還沒報道的人物，後來他們愈來愈厲害，把《號外》也帶上去了。
1983年之前，我們一直是虧本的。1983年底，美國興起了「雅皮”潮流，很多品牌開始進入香港，我們就被定位成香港唯一的雅皮媒體——是個美麗的誤會，廣告就進來了。從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，是《號外》廣告最好的時期，十幾年都是中文月刊第一名，超過女性時尚雜誌。當然，《號外》也做了一些調整，有很多妥協……

為什麼商人、企業家從來沒上過《號外》的封面？

陳冠中：早期我們寫過兩種人，一種是在商界做執行做得不錯的，還有就是政府裡面的華人官員，他們還沒成名，屬於崛起的新生代。八十年代中期，《號外》還辦了香港第一次的創業獎，請了一些大商家來做評判，那時候大家剛剛開始談論創業這個概念。
明星們都非常願意在《號外》拍封面，知道我們會「搞」那麼一下。陳百強形象本來很純的，可能就把他弄得邪一點。一定會去改造他，這是《號外》的文化趣味。人家都說我們是雅皮雜誌，我沒去好好解釋，其實我們是有一點波希米亞，過於主流的東西我們不會去追——這也是大商人沒有上過《號外》封面的原因。

香港的精神分析

作為嬰兒潮的一代，你們從一開始就有鮮明的身份認同嗎？
陳冠中：我們成長的年代是很含糊的，根本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認同。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長大，父母整天說他們的鄉下，我們從來沒去過，也不想去；對大陸有戒心，精神寄託一開始是完全西化的東西，後來就本地化了。我去英國旅行，拿著香港的英國護照排隊，結果說，你去排外國人那一行。到處都不是，逼得我們只能做香港人，以香港為榮。身份的好處就是有歸屬感，壞處就是會排斥他者的一個方面。
在「香港人」的身份認同背後是什麼樣的「港人精神」？
陳冠中：一個是搞掂精神，特首用英文說是Can Do Spirit。內地一個電信廣告「我能」，如果在香港就是「我掂」。這是我們的長處，敢去衝，精明和效率。但是搞掂精神沒有道德和技術內涵。一到市面不好的時候，就會有很多負面的東西，比如短線、投機、門面功夫、假冒偽劣。因為搞掂就行嘛！不一定要做好，所以香港也沒人說要追求完美。
還有一個是功夫精神。粵語裡一直說功夫，但是後來不重視了。周星馳的《功夫》，還有點反功夫精神——一個不學無術的人，隨時出賣朋友，加入黑幫，卻突然發現自己是真命天子、武功蓋世。這叫做「六合彩心態」。我們現在講創業、創意經濟，沒有功夫不行，但是沒有搞掂精神也不行。如果香港能恢復這兩種精神，作為一個功夫之城，可以反映出各行各業都是用心做的形象，做蛋糕是功夫，管理銀行也是功夫。
你曾經說香港的文化是拿來主義的、零碎的，但是為什麼對大陸一代年輕人產生了那麼大的影響力？
陳冠中：城市文化再起來的時候，創新一定有雜的成份，不然你就是原教旨主義者。但是你的創新有沒有主體性？這是最重要的。香港文化在七十年代再度本地化，不再模仿西方，主體性就出現了，雜種化造就了香港的特色文化——如果一定要說的話，雜種就是香港的正宗。排除了這一點，我們什麼都不是。